2015年5月最后一个周末，广州，阅读工具“今日头条”的创始人张一鸣在南方报业集团做了一次内部演讲。他对着台下那些传统媒体的看门人说：“我们跟一些媒体不一样，有的媒体是有格调的，他希望他们有格调的内容。我们希望包罗万象，因为我们会给不同的人看不同调性的内容。”
对南方报业集团，张一鸣并不陌生。《南方周末》、《南风窗》和《南方都市报》……从这所大院里生产出的新闻纸曾部分地满足了张一鸣的“重度信息需求症”。对出生于1980年代早期的张一鸣和比他更年长的那一代人来说，这些在“开风气之先”的南国边陲被生产和印刷出来的新闻纸，代表着一种态度、格调和时代精神。
今日头条没有自己的格调，但它有几亿用户。理论上，几亿用户在今日头条上有几亿种格调。
为了这次演讲，张一鸣准备了一份53页的演示幻灯片。统一的深蓝色背景宣示着科技空间的冷艳和纯粹，那是微微泛黄的新闻纸难以模拟出来的颜色。在幻灯片中，他不断强调着“系统的力量”：系统“像一个不断生长发育的大脑”，“是网络空间的上帝，俯视所有用户”。张一鸣坚信这个“上帝”能够“抹平信息鸿沟，减轻人脑的负担”。
这个上帝视角的系统，是“今日头条”的核心。
被“系统”主宰的知识半径
张一鸣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：“今日头条”不是一家媒体，而是一家具有媒体属性的科技公司。“我比较经世致用，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。”他说，“今日头条”首要解决的就是信息分发效率的问题。
当年高考志愿填报南开大学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张一鸣觉得天津是一座美丽的“滨海城市”，然而他所亲历的天津，却没能满足对“滨海城市”的想象，“信息不对称”让他吃了亏。
和他一同“吃亏”的是大学同学梁汝波。梁汝波也是张一鸣从九九房——他最早的创业项目时期就开始合作的创业伙伴，他们共同拥有的第一份资产，是一台只有256兆内存的电脑。大二学期末，张一鸣的电脑机箱在宿舍被盗，剩下的显示器成了摆设。他问同屋的梁汝波是否愿意去买一部主机，和他剩下的显示器凑成一对，电脑使用权共享。张一鸣承诺，等到大四毕业时，显示器也一并归梁汝波所有。
从此，梁汝波和张一鸣熟络起来。两个微电子专业的人开始一起钻研计算机科学，学着编程和代码，每周末还会一同打乒乓球和羽毛球。但梁汝波说：他自己运动是因为喜爱，而张一鸣是觉得“应该运动”而坚持了下来。
等到大三张一鸣转向软件工程专业时，整个电脑的所有权提前转到了梁汝波的名下。现在，梁汝波是今日头条的技术总监。
梁汝波认定，曾经的这位大学室友生命的中心思想，就是“渴望卓越”。就像张一鸣在自己社交媒体简介栏当中放的第一句话：“逃逸平庸的重力”。用张一鸣自己的解释，就是变成超级赛亚人，然后保持适应，然后再变身更高级的超级赛亚人的过程。梁汝波说，从这样的中心思想而衍生出的所有阅读行为，都是张一鸣的“个人修炼”。无论科技、社会、诗歌还是人文，只要能使他变得更卓越和强大，张一鸣都去阅读。
张一鸣说自己每天有60%的信息获取来自于自己的产品。在我见他的那天，他的“头条首页”为他推荐了美团和大众点评的用户报告、“乐视A股”、“Google公关跳槽Uber”、“国务院发布网速提升”以及中广核的一则新闻和小米上市的最新传闻。张一鸣一条一条地展示给我，并赞赏每一条对他的价值和令他满意的精准度。
夹杂在这些消息中间，还有两条关于篮球宝贝和赛车车模的图片新闻，斗争了一下，我还是没好意思去问：这是被系统算准了，还是失准了？
大胸妹子照片的推送丝毫不会影响张一鸣对系统的信心和赞美。他认为他的系统“跟现实生活中的口碑传播没什么区别，它只是打破了时空限定，更快速的流动了。”
“像我岳父岳母，给他们用了‘头条’之后，他们知道的东西我发现明显变多了。”张一鸣坚信在“今日头条”这样的产品出现之前，人们的认知水平基本上是被他周围的人所界定的：嘈杂的微信朋友圈、夸夸其谈的出租司机，或是广场上的收音机。
一个人对知识的获取，是应该被别人界定还是被“系统”界定？张一鸣坚信后者才是救赎与希望。
“报纸的时代更糟糕。一个人订一两份报纸，主编就决定他看什么，主编的狭隘程度就决定他的（狭隘）程度。”
而张一鸣正是得意于他的系统——被机器和算法驱动的大脑持续地生长发育，俯视所有用户，甚至主宰整个网络空间，变得越来越聪明，推荐不同的信息和内容，扩展每个人不同的知识边界。让人们拥抱更多样无穷尽的信息和价值，避免人生的局促和偏狭。
张一鸣认为“今日头条既不‘南周’，也不‘环球’”。而《南方周末》和《环球时报》在很多种语境下，正象征着当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现状认知的两个“偏狭”的极端。
阳光和油墨香味一点都不重要
在“系统”之外，张一鸣仍有40%的“重度信息需求症”需要被治愈，全靠一台Kindle。
这是他的第五台电子书阅读器，里面的书包括了《卓有成效的管理者》、杰克·韦尔奇（Jack Welch）的Winning、《乔布斯传》、《从优秀到卓越》、《基业长青》、《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》、《自控力》和《沃顿商学院最实用的谈判课》。躲在这些当中的，有一本《乌合之众》。
在张一鸣的购书逻辑中，Kindle电子版有着绝对的优先级。半年来，他也不曾买过任何纸质报刊，“我在报亭只买可乐”。
曾经有人在他的微信朋友圈呼吁国家应该多建图书馆，张一鸣在第一时间留言反对。“（我）鄙视了他一下。你还不如给学生发Kindle，你想那个（图书馆）更新得多陈旧、速度多慢、也看不到书评。”他觉得如果在自己小学三年级那会儿就能有搜索引擎、推荐引擎、今日头条和维基百科的话，那将是多么棒的童年。张一鸣说，他正计划着过年时不再给亲友的孩子们发红包，而是每人一台Kindle，里面充上两千块钱，“对他们的人生改变肯定很大。”
在他还不得不读纸质书的年代，张一鸣买书时会从五道口站一路走下去，盗版地摊、新华书店，直到万圣书园，走到哪里买到哪里。在哪里买，在哪里看，对他而言都不重要。“我也在书店看很多书，但是不沉浸，就是说没了就没了，没了会有更好的，更面向未来的。”
每每说到像“纸墨香”一般的事物时，张一鸣都会用“欣赏怀念不沉浸”来表示自己的态度。他更喜欢将拉链、青霉素和避孕套作为“今日头条”的类比，“重要的技术一定是改变大众……我觉得这个是意义更大的，大规模改变更多普通人是意义更大的。任何一小撮人感觉良好的，我觉得有文艺价值，但是它社会价值就小。”
“一缕阳光打进来落在书页上，印着油墨的味道散发出来，南开大学里面的图书馆经常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书。但是电子书比他们牛多了，在我看来，阳光和油墨香味一点都不重要。”张一鸣觉得关注这些的人其实是太关注自我，“他们会被情绪控制。”
几个问题下来，张一鸣突然探过身，反问道：“你文艺么？”
我：“这是我下面想问你的。”
张一鸣：“我觉得文艺的人才可能会挑剔一点。”
我：“你文艺么？”
张一鸣：“我不文艺，我还是太practical（实用的）。我觉得实用主义非常重要，你应该了解很多，你应该有理想，但是都应该practical，因为不practical不管用，你最终还是要对社会、对人、对自己有作用有帮助，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的前提都是practical。”
对“事物尽头的看待”
今日头条的市场副总裁林楚方说，张一鸣是他见过的自律性最强的人。“他很少发脾气，生气的方法就是不理你，但是也很少。情绪的管理就像是机器人。”常年浸淫在传统媒体的林楚方曾惊讶于公司会议上的张一鸣：提前5分钟到场，不寒暄，5分钟的时间只是自我学习、一个会通常不会超过15分钟。
在张一鸣还要去报亭买《南方周末》的时候，林楚方正是那份报纸最当红的记者编辑之一。在2014年，林楚方以《壹读》杂志主编的身份采访张一鸣后，两人就彼此引以为同类。张一鸣觉得林楚方“也不文艺”，林楚方则找到了一个病况更加严重的“重度信息需求症”病友。
林楚方说，最开始接触张一鸣的系统时，是“上瘾”的感觉。“阅读瀑布流的感觉，不断地收到。只要你想看，永远有看不完的信息和资讯。”
在南方报业集团讲座的前一个礼拜，张一鸣在自己的公司内部做了一次被员工称为“第一次洗脑”的演讲。他对着自己正在疯狂扩张的队伍讲“我们要去哪里？”、“哪里有什么样的情况？”、“我们会遇到哪些拦路虎？”、“我们的里程碑是哪几个？”
坐在下面的梁汝波发觉，这么多年之后，张一鸣还是那个样子——普通话特别糟糕，也不太适合演讲，“但他就是润物细无声，你得经历了一段时间，才会觉得这个人，很靠谱。”
这个心中有一个理想的上帝视角的机器系统，行事风格也遵循系统的瘦小的理工男，正在成为传统媒体心目中的“掠夺者”和技术理性派心目中媒体行业的“变革者”。但是无论是谁也不知道，这个创造并驯化出的“上帝系统”的旧媒体门外汉和新媒体执神杖者，究竟会成为又一个约翰内斯·古腾堡（印刷机的发明者），还是会把古腾堡流传下来的所有遗产彻底砸烂。
张一鸣说他自己“比较喜欢从宏观的角度，更长时间跨度和更大人群的角度看问题。”而林楚方也曾经问过张一鸣：“你是不是一个追求极致的人？”张一鸣给出了否定的答案。成为同事之后，林楚方逐渐发现，张一鸣追求更多的其实是可行性以及对“事物尽头的看待”。
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，在张一鸣看到的“事物的尽头”，是传统媒体的万劫不覆和像上帝一样的“系统”的在网络空间里的滋长和永生。在这个空间里，没有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机和那些泛黄的沙沙作响的新闻纸。
